春季书市又要举行了。准备抽时间去一趟，看看会不会有收获。人道是“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今年春天就只利用去陕西出差的机会，匆匆游玩了几天，因为没有准备，只能算是瞎看热闹而已（见：清明时节的关中之行）。今次的逛书市就姑且当作是买书兼游春罢。
这里先未雨绸缪一下，准备一些想买的书目：
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
《八十年代：访谈录》 三联书店
孟晖《花间十六声》 三联书店
孟晖《潘金莲的发型》江苏人民出版社
孟晖《画堂香事》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寅恪《论再生缘》三联书店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
《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
刘小枫《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1-1出版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上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
［公共论丛］1 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公共论丛］2 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
［公共论丛］3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公共论丛］4 自由与社群
［公共论丛］5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公共论丛］6.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
《共和 民主 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
最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的几本书
其实早就想在孔网上买书了，大概两年前还曾尝试过一回。记得当时费了半天劲找到了一本想要的书，不想卖家直接就拒绝了我，大概是嫌我买的书少，不值得折腾吧。
我的这个遭遇实在是孔网最大的弊端，没有一个独立的仲裁和监管机构（就象淘宝），卖家或买家就可以随便地变更交易，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所以我后来就一直没再去过孔网。一直到了今年，买书的兴头再起，于是又有了这回的行动。此次买书过程其实也遭遇过和上次类似的经历（见：我的一次网上购书经历 ），但大体还顺利，除了一些卖家夸大了书的品象外，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外交》基辛格，海南出版社
《美国报海见闻录》胡舒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版
《两浙著述考》(精装全二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以上三本是我一直想要买的。
《经籍纂诂》（成都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下册）
《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上册）
《详解聊斋志异图咏》（中国书店影印本下册）
《戚廖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6、7两册）
——以上四本是为了补齐以前买的几本残本书。
我的这个遭遇实在是孔网最大的弊端，没有一个独立的仲裁和监管机构（就象淘宝），卖家或买家就可以随便地变更交易，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所以我后来就一直没再去过孔网。一直到了今年，买书的兴头再起，于是又有了这回的行动。此次买书过程其实也遭遇过和上次类似的经历（见：我的一次网上购书经历 ），但大体还顺利，除了一些卖家夸大了书的品象外，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外交》基辛格，海南出版社
《美国报海见闻录》胡舒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版
《两浙著述考》(精装全二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以上三本是我一直想要买的。
《经籍纂诂》（成都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下册）
《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上册）
《详解聊斋志异图咏》（中国书店影印本下册）
《戚廖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6、7两册）
——以上四本是为了补齐以前买的几本残本书。
2007年4月17日星期二
布热津斯基为冷战后三位美国总统打分
《第二次机会：三任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强权的危机》（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基本书业（Basic Books）2007年3月5日出版，精装本240页，定价26.95美元。
时隔三年之后，布热津斯基再次推出他的新著《第二次机会：三任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强权的危机》。他的上一部著作是2004年的《抉择：全球统治还是全球领导》（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作为美国最为知名的几个战略家之一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每一部著作都会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他在书里竟然一改离任高官著述不轻易臧否人物的传统，为最近的三位美国总统，即前两任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打起分来！
布热津斯基给老布什打的分是B，克林顿是C，小布什则是出人意料的F。我们知道，这三位总统的任职期正好是在美国打赢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后进入的所谓“后冷战时代”。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冷战结束至今的近20年时间对美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历史性地取得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在书里将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分别称为“世界总统一世”、“世界总统二世”和“世界总统三世”（Global Leaders I, II and III），绝大多数国家都真诚地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对美国具有强烈的好感，因此，美国只要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机遇，她的超然地位势必将维持和巩固下去，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的能力高下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有优秀能力的总统能让美国的地位维持和巩固下去，而一个能力差的总统却完全有可能让美国的优势丧失。让布热津斯基感到遗憾的是，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这三位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总统，他们之间虽然能力高下有别，但总体而言都不够称职，都没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重要的机遇期，尤其是小布什，不但没有给美国的地位带来好处，相反却把美国拖向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空前的机遇也往往意味着空前的挑战。在新的后冷战时代也同样出现了许多对美国而言全新的挑战，其中有的挑战要应对甚至是异常艰难的。布热津斯基在书里列出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机遇和挑战主要有：
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获得辉煌的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这一胜利却被白白浪费，以至于巴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开始出现并逐渐上升；北约和欧盟的扩大；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全球化得以实现机制化；亚洲金融危机为一个东亚经济联合体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个地区联合体或将被一个崛起的中国主导，或将出现中日制衡的局面；两次车臣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最为重要的，普京的当选俄罗斯总统，使得这个国家重新回到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状态，并利用其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成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朝鲜和伊朗不顾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一心要发展核武器；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美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了本土遭打击的恐惧，于是在此心态下出现了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大西洋同盟因为伊拉克战争分裂，欧洲的政治一体化进程遭受严重打击；后9·11时代，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向世界展示了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但由于一系列的战略失误，逐步陷入困境，中东濒临崩溃。
以上就是在冷战后三位美国总统任下发生的主要大事。那么他们三人面对这些事件的表现又如何呢？布热津斯基在书里首先评价了老布什。这位总统及其团队具有良好的外交手段和危机处理能力，因此能够在伊拉克侵入科威特后迅速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国际干预部队。但令人遗憾的是，老布什不但缺乏那种果敢的信念和大胆的想象力，也缺乏系统的战略思想，致使美国在冷战和海湾战争这先后两场胜利后没有大胆地乘胜追击，从而没能将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因此布热津斯基只给了他“B”的分数。
而克林顿－－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同样具有缺乏坚定信念和战略思想的缺点，他在任的八年里，美国的外交战略一直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缺乏方向的状态，他只是一味乐观地相信，全球化会逐渐地消除世界的冲突－－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几乎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法庭辩护上了，根本没有余力再去考虑外交事务。克林顿得到的分数是“C”。
至于小布什，布热津斯基认为他具有他父亲和克林顿所欠缺的是非感和坚定信念，甚至还拥有一整套宏大的思想理念（新保守主义），只可惜太缺乏外交手段，太顽固、太教条主义，致使美国陷入今日的困境。布热津斯基干脆将之形容为一位“灾难性的”总统，给他打的是最低分“F”！
很显然，在布热津斯基眼里，美国冷战后的三位总统都是不合格的，浪费了历史赋予美国的机遇。虽然如此，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还有第二次机会，因为当前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资格担当起世界领导的责任－－只是再也不会有第三次机会了，所以美国必须珍惜此后的几年时间，尤其是未来的20个月，对美国而言更是至关紧要，假如伊拉克的局势更加恶化，或者挑起对伊朗的战争，那么美国自冷战结束后获得的世界领导地位将很快丧失。因此布热津斯基期盼，这接下来的“世界总统四世”，即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是一位既有坚定信念，又有良好外交手段和危机处理能力的人。
不过，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显然过于理想化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詹姆斯·林塞（James M. Lindsay）就认为，首先，美国在冷战后的地位并非象布热津斯基认为的那样优越，因为美国的独大很快就促使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她，其中最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其次，布热津斯基夸大了美国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比如在中东，老布什当时仅仅中断了对以色列的贷款，以促使其停止在西岸建立定居点，结果就被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疯狂责骂，他还能做什么呢？最后，布热津斯基认为当前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始于冷战后，但实际上却早在他所服务的卡特政府时期就开始了。林塞精辟地指出，卡特总统当时对伊朗巴列维王朝倒台的软弱反应致使伊斯兰革命于1979年获得成功，取而代之的霍梅尼原教旨主义政权开始疯狂地抨击美国，这才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被妖魔化的真正源头。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4期，4/18/2007
时隔三年之后，布热津斯基再次推出他的新著《第二次机会：三任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强权的危机》。他的上一部著作是2004年的《抉择：全球统治还是全球领导》（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作为美国最为知名的几个战略家之一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每一部著作都会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他在书里竟然一改离任高官著述不轻易臧否人物的传统，为最近的三位美国总统，即前两任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打起分来！
布热津斯基给老布什打的分是B，克林顿是C，小布什则是出人意料的F。我们知道，这三位总统的任职期正好是在美国打赢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后进入的所谓“后冷战时代”。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冷战结束至今的近20年时间对美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历史性地取得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在书里将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分别称为“世界总统一世”、“世界总统二世”和“世界总统三世”（Global Leaders I, II and III），绝大多数国家都真诚地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对美国具有强烈的好感，因此，美国只要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机遇，她的超然地位势必将维持和巩固下去，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的能力高下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有优秀能力的总统能让美国的地位维持和巩固下去，而一个能力差的总统却完全有可能让美国的优势丧失。让布热津斯基感到遗憾的是，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这三位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总统，他们之间虽然能力高下有别，但总体而言都不够称职，都没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重要的机遇期，尤其是小布什，不但没有给美国的地位带来好处，相反却把美国拖向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空前的机遇也往往意味着空前的挑战。在新的后冷战时代也同样出现了许多对美国而言全新的挑战，其中有的挑战要应对甚至是异常艰难的。布热津斯基在书里列出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机遇和挑战主要有：
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获得辉煌的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这一胜利却被白白浪费，以至于巴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开始出现并逐渐上升；北约和欧盟的扩大；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全球化得以实现机制化；亚洲金融危机为一个东亚经济联合体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个地区联合体或将被一个崛起的中国主导，或将出现中日制衡的局面；两次车臣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最为重要的，普京的当选俄罗斯总统，使得这个国家重新回到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状态，并利用其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成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朝鲜和伊朗不顾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一心要发展核武器；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美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了本土遭打击的恐惧，于是在此心态下出现了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大西洋同盟因为伊拉克战争分裂，欧洲的政治一体化进程遭受严重打击；后9·11时代，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向世界展示了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但由于一系列的战略失误，逐步陷入困境，中东濒临崩溃。
以上就是在冷战后三位美国总统任下发生的主要大事。那么他们三人面对这些事件的表现又如何呢？布热津斯基在书里首先评价了老布什。这位总统及其团队具有良好的外交手段和危机处理能力，因此能够在伊拉克侵入科威特后迅速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国际干预部队。但令人遗憾的是，老布什不但缺乏那种果敢的信念和大胆的想象力，也缺乏系统的战略思想，致使美国在冷战和海湾战争这先后两场胜利后没有大胆地乘胜追击，从而没能将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因此布热津斯基只给了他“B”的分数。
而克林顿－－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同样具有缺乏坚定信念和战略思想的缺点，他在任的八年里，美国的外交战略一直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缺乏方向的状态，他只是一味乐观地相信，全球化会逐渐地消除世界的冲突－－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几乎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法庭辩护上了，根本没有余力再去考虑外交事务。克林顿得到的分数是“C”。
至于小布什，布热津斯基认为他具有他父亲和克林顿所欠缺的是非感和坚定信念，甚至还拥有一整套宏大的思想理念（新保守主义），只可惜太缺乏外交手段，太顽固、太教条主义，致使美国陷入今日的困境。布热津斯基干脆将之形容为一位“灾难性的”总统，给他打的是最低分“F”！
很显然，在布热津斯基眼里，美国冷战后的三位总统都是不合格的，浪费了历史赋予美国的机遇。虽然如此，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还有第二次机会，因为当前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资格担当起世界领导的责任－－只是再也不会有第三次机会了，所以美国必须珍惜此后的几年时间，尤其是未来的20个月，对美国而言更是至关紧要，假如伊拉克的局势更加恶化，或者挑起对伊朗的战争，那么美国自冷战结束后获得的世界领导地位将很快丧失。因此布热津斯基期盼，这接下来的“世界总统四世”，即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是一位既有坚定信念，又有良好外交手段和危机处理能力的人。
不过，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显然过于理想化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詹姆斯·林塞（James M. Lindsay）就认为，首先，美国在冷战后的地位并非象布热津斯基认为的那样优越，因为美国的独大很快就促使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她，其中最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其次，布热津斯基夸大了美国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比如在中东，老布什当时仅仅中断了对以色列的贷款，以促使其停止在西岸建立定居点，结果就被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疯狂责骂，他还能做什么呢？最后，布热津斯基认为当前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始于冷战后，但实际上却早在他所服务的卡特政府时期就开始了。林塞精辟地指出，卡特总统当时对伊朗巴列维王朝倒台的软弱反应致使伊斯兰革命于1979年获得成功，取而代之的霍梅尼原教旨主义政权开始疯狂地抨击美国，这才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被妖魔化的真正源头。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4期，4/18/2007
美国保守主义的分裂
《右派利维坦：大政府保守主义是如何毁掉共和党革命的》（Leviathan on the Right: How Big-Government Conservatism Brought Down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迈克尔·塔纳（Michael D. Tanner）著，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2007年2月16日出版，精装本320页，定价22.95美元；
《保守主义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The Conservative Soul: How We Lost It, How to Get It Back）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著， 哈伯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2006年10月10日出版，精装本304页，定价25.95美元。
自2005的夏季以来－－那一年的夏季发生了对布什政府颇具有转折意义的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布什政府逐渐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迫局面。原本在布什旗下还能保持团结一致的保守主义者互相之间开始慢慢地出现裂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分裂越来越严重。这一变化被许多具有忧患意识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是保守主义自上个世纪60年代实现复兴并全面崛起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一场危机，因此他们甚至衷心地愿意共和党输掉200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以便能够获得一个反思和辩论的机会，为日益分裂的保守主义和共和党找到新的共识，从而确保其主流思想和多数党的地位能够更长久地保持下去。
保守主义这场最新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布什政府主导下的保守主义全力施行大政府政策，与传统保守主义一直以来坚守不渝的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驰，引起传统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其二，布什政府表现出的那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温和的保守主义者看来，似乎有些宗教极端主义倾向，不免让他们渐起忧虑。我们今天介绍的两部新书，就分别从这两方面对当前布什主导下的保守主义现状提出了批评和警告。
保守主义重镇凯托研究所的迈克尔·塔纳在《右派利维坦：大政府保守主义是如何毁掉共和党革命的》（利维坦－－LEVIATHAN，是《圣经》中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一书中提出，布什在任职的几年里虽然提出了诸如减税、改革社保基金等符合传统保守主义理念的主张，但他施行的很多政策无疑都是大政府性质的：他任下的政府开支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实施“伟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以来最为庞大的；他组建了家庭部（Department of Families），以及规模空前的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 Department）；他的政府提出向每个新出生的婴儿提供2,000美元的补贴，还要求每个美国公民购买医疗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可向来都是自由派的努力目标。
塔纳认为，布什施行这些政策的原意是出于保守主义的初宗，因为他相信他的这些大政府措施是有助于保守主义事业的，他对政府作用的理解是汉密尔顿式的，即认为政府是有助于实现安全、繁荣和公共利益的；但他却忘记了，他这样做实质上违背了保守主义最为根本的信条，即个人责任、自由市场和尽可能小的政府－－在保守主义者眼里，国家政权是邪恶的利维坦，因此能多小最好就保持多小。塔纳在书里提出，实际上布什此举不但无益于保守主义事业，相反，已经在极大地危及了美国保守主义从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到唐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来逐渐形成的黄金时代。
那么，推动布什政府背离经典保守主义方向的知识根源何在呢？塔纳认为，这是一批由原本是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转变而来的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在背后作祟，他们包括“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及其儿子、著名的新保守派刊物《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等等，这些人虽然已经转入保守主义阵营，但始终摆脱不了对国家政权和福利制度的好感和期望，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如威廉·克里斯托尔和大卫·布鲁克斯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一种“国家伟大的保守主义”思想（“national greatness conservatism”）， 所谓的“布什主义”正是在他们这些人的主导下形成的。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前主编、知名博客“每日一菜”（The Daily Dish）的作者安德鲁·萨利文的《保守主义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一书则更为复杂。萨利文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主张保守主义，在社会问题上则是一名自由派。他在伊拉克战争前期曾是战争的热烈支持者，但在驻伊拉克美军“虐俘”丑闻爆发后开始转变立场，此后，随着关塔纳摩秘密监狱、“监听”事件等一系列丑闻的不断浮出水面，更是转变成为了一个激烈的布什政府批评者。
萨利文所诟病的是，在布什主导下，当前的保守主义和共和党已经逐渐被一种宗教极端主义控制－－被他列入极端分子行列的人甚至包括威廉·克里斯托尔和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等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萨利文的立论是这样的：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时代的兴起，一个他称之为“社会和经济满足”（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ntment）的时代出现了，不断增加的财富造成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急剧变化，速度之快让人应接不暇，彷徨难以适应；在此时代，左派乌托邦已经死了，人们渴望“意义政治”，希望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理想来抚慰自己的灵魂，于是，一个“极端主义时代”（The age of fundamentalism）适时到来了，极端主义者不猜想、不辩论、不多问、不怀疑，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他们需要得到同情、帮助或者惩罚。
这种“极端主义时代”不仅仅表现在中东和亚非拉等落后地区，同样也表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在美国的就是萨利文著作中描述的，保守主义被宗教势力－－他称之为宗教保守主义－－和新保守派劫持的现象，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变成一种宗教复兴运动，因此可以说是已经丧失了灵魂。
宗教保守主义的极端主义倾向自不必说，在萨利文看来，新保守派理想主义色彩浓厚，总是习惯用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世界，否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又极端地指责别人的错误，因此也是一种极端主义。正是在这两种极端派保守主义的影响下，当前的保守派和共和党违反了作为保守主义最根本的哲学信条，即承认人类的脆弱性，背叛了巴里·戈德华特和唐纳德·里根时期的遗产。
萨利文认为，回归温和的传统保守主义是解决当前保守主义危机的出路。他提出的典范和榜样是法国随笔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谦卑和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年）的“相信我们无法确信的东西”（radical acceptance of what we cannot know for sure）。奥克肖特是萨利文心目中的“偶像”，他称赞其为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来最卓越的保守主义者。
注：共和党、大政府以及汉密尔顿主义的相关情况可参阅2004年第34期《华盛顿观察》周刊所载笔者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书的介绍；新保守派、犹太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情况可参阅2006年第14期《华盛顿观察》周刊所载笔者关于《新保守主义革命：犹太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的塑造》一书的介绍。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2期，4/4/2007
《保守主义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The Conservative Soul: How We Lost It, How to Get It Back）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著， 哈伯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2006年10月10日出版，精装本304页，定价25.95美元。
自2005的夏季以来－－那一年的夏季发生了对布什政府颇具有转折意义的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布什政府逐渐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迫局面。原本在布什旗下还能保持团结一致的保守主义者互相之间开始慢慢地出现裂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分裂越来越严重。这一变化被许多具有忧患意识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是保守主义自上个世纪60年代实现复兴并全面崛起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一场危机，因此他们甚至衷心地愿意共和党输掉200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以便能够获得一个反思和辩论的机会，为日益分裂的保守主义和共和党找到新的共识，从而确保其主流思想和多数党的地位能够更长久地保持下去。
保守主义这场最新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布什政府主导下的保守主义全力施行大政府政策，与传统保守主义一直以来坚守不渝的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驰，引起传统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其二，布什政府表现出的那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温和的保守主义者看来，似乎有些宗教极端主义倾向，不免让他们渐起忧虑。我们今天介绍的两部新书，就分别从这两方面对当前布什主导下的保守主义现状提出了批评和警告。
保守主义重镇凯托研究所的迈克尔·塔纳在《右派利维坦：大政府保守主义是如何毁掉共和党革命的》（利维坦－－LEVIATHAN，是《圣经》中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一书中提出，布什在任职的几年里虽然提出了诸如减税、改革社保基金等符合传统保守主义理念的主张，但他施行的很多政策无疑都是大政府性质的：他任下的政府开支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实施“伟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以来最为庞大的；他组建了家庭部（Department of Families），以及规模空前的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 Department）；他的政府提出向每个新出生的婴儿提供2,000美元的补贴，还要求每个美国公民购买医疗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可向来都是自由派的努力目标。
塔纳认为，布什施行这些政策的原意是出于保守主义的初宗，因为他相信他的这些大政府措施是有助于保守主义事业的，他对政府作用的理解是汉密尔顿式的，即认为政府是有助于实现安全、繁荣和公共利益的；但他却忘记了，他这样做实质上违背了保守主义最为根本的信条，即个人责任、自由市场和尽可能小的政府－－在保守主义者眼里，国家政权是邪恶的利维坦，因此能多小最好就保持多小。塔纳在书里提出，实际上布什此举不但无益于保守主义事业，相反，已经在极大地危及了美国保守主义从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到唐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来逐渐形成的黄金时代。
那么，推动布什政府背离经典保守主义方向的知识根源何在呢？塔纳认为，这是一批由原本是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转变而来的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在背后作祟，他们包括“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及其儿子、著名的新保守派刊物《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等等，这些人虽然已经转入保守主义阵营，但始终摆脱不了对国家政权和福利制度的好感和期望，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如威廉·克里斯托尔和大卫·布鲁克斯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一种“国家伟大的保守主义”思想（“national greatness conservatism”）， 所谓的“布什主义”正是在他们这些人的主导下形成的。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前主编、知名博客“每日一菜”（The Daily Dish）的作者安德鲁·萨利文的《保守主义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一书则更为复杂。萨利文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主张保守主义，在社会问题上则是一名自由派。他在伊拉克战争前期曾是战争的热烈支持者，但在驻伊拉克美军“虐俘”丑闻爆发后开始转变立场，此后，随着关塔纳摩秘密监狱、“监听”事件等一系列丑闻的不断浮出水面，更是转变成为了一个激烈的布什政府批评者。
萨利文所诟病的是，在布什主导下，当前的保守主义和共和党已经逐渐被一种宗教极端主义控制－－被他列入极端分子行列的人甚至包括威廉·克里斯托尔和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等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萨利文的立论是这样的：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时代的兴起，一个他称之为“社会和经济满足”（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ntment）的时代出现了，不断增加的财富造成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急剧变化，速度之快让人应接不暇，彷徨难以适应；在此时代，左派乌托邦已经死了，人们渴望“意义政治”，希望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理想来抚慰自己的灵魂，于是，一个“极端主义时代”（The age of fundamentalism）适时到来了，极端主义者不猜想、不辩论、不多问、不怀疑，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他们需要得到同情、帮助或者惩罚。
这种“极端主义时代”不仅仅表现在中东和亚非拉等落后地区，同样也表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在美国的就是萨利文著作中描述的，保守主义被宗教势力－－他称之为宗教保守主义－－和新保守派劫持的现象，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变成一种宗教复兴运动，因此可以说是已经丧失了灵魂。
宗教保守主义的极端主义倾向自不必说，在萨利文看来，新保守派理想主义色彩浓厚，总是习惯用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世界，否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又极端地指责别人的错误，因此也是一种极端主义。正是在这两种极端派保守主义的影响下，当前的保守派和共和党违反了作为保守主义最根本的哲学信条，即承认人类的脆弱性，背叛了巴里·戈德华特和唐纳德·里根时期的遗产。
萨利文认为，回归温和的传统保守主义是解决当前保守主义危机的出路。他提出的典范和榜样是法国随笔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谦卑和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年）的“相信我们无法确信的东西”（radical acceptance of what we cannot know for sure）。奥克肖特是萨利文心目中的“偶像”，他称赞其为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来最卓越的保守主义者。
注：共和党、大政府以及汉密尔顿主义的相关情况可参阅2004年第34期《华盛顿观察》周刊所载笔者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书的介绍；新保守派、犹太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情况可参阅2006年第14期《华盛顿观察》周刊所载笔者关于《新保守主义革命：犹太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的塑造》一书的介绍。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2期，4/4/2007
西方崛起之军事原因
《战争带来革新：1500年至今的科技、战争及历史进程》（War Made New: Technology, Warfar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1500 to Today） 麦克斯·布特（Max Boot）著，哥特翰书业（Gotham Books）2006年10月出版，精装本640页，定价35美元。
建立在信息技术（IT）基础上的新一轮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即RMA）一直是近三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军方关注的焦点。向来走在前沿的美国五角大楼自然是不例外，这几十年来投在IT领域的资金和进行的试验实在是难以计数，获得的成果也极为丰硕，军事上且不必言，在生活上已经深深刻入我们的时代，让我们一日不可离手的电脑及互联网之发展就与五角大楼的军事技术探索密不可分。
对军事变革的这份热衷并没有让美国失望，不但让她走出了越南战争留下的巨大阴影，打赢了与苏联的冷战，而且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诸多冷战后地区热战的成功，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坚信自己的军事变革之路是正确的。然而，随着以军事变革为己任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黯然离职，随着他领导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逐步陷入困境，人们开始对军事变革产生了怀疑。
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发展。历经军事变革之后的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的遭遇的确很让人沮丧：其顶尖技术和昂贵武器所支撑起来的战斗力称得上天下无敌，但此刻却大材小用，更别说“小用”竟不好用，在反恐、平乱和维持秩序方面，美军意外地面临兵员严重不足、疲于奔命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高科技武器面对藏身于平民之中的恐怖分子难有用武之地；以往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作战思想和作战理念在此亦是处处碰壁，步步难行。
难道这新一轮的军事变革会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进而要面临还没充分展开便要结束的战局吗？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五角大楼负责军事变革事务的顾问麦克斯·布特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美国当下进行的以“高科技至上主义”（technocentrism）和缩减军事人员为特征的军事变革只是新的探索中的一种，并非就是新一轮军事变革本身。实际上，新一轮的军事变革还在进行过程中，尚有多种多样的道路可探索和选择；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必须将军事变革进行下去，任何一个试图中止这一进程的国家势必会被历史所抛弃。
就象布特在他这本名为《战争带来革新》的著作中描述的那样，500多年的世界史表明，军事变革发生的时代通常意味着帝国兴衰替换的时代，因为一次军事变革的发生往往会使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那些不愿意进行变革或变革失败者的地位常常会被变革成功者超越和取代。
布特在书里提出，从1500年至今一共发生过四次军事变革，分别是：火药革命时期（gunpowder revolution）、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以步枪和铁路为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坦克和飞机为特征）时期和现今的信息技术革命时期的军事变革。
布特在论述每次军事革命时都讲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战争事例，以说明这些战争的变化所在，以及它们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比如，他在论述火药革命时期的军事变革时，讲述了英国惠灵顿（Wellington）将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的战争，该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全球海上霸主，但其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它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从此后战争杀伤力的空前增强。
针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军事变革，布特举了英国在苏丹的乌姆杜尔曼（Omdurman）战役和日俄战争为例，后者让日本在经过几十年的维新后从一个殖民地国家转变成为列强之一。此次变革的一个后果是殖民地的空前发展。针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军事变革，布特主要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场经典战争形式，即德国的闪电战（blitzkrieg）、珍珠港战役和美国对日本首都东京的轰炸。此次变革因为坦克和飞机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得战争真正达到了毁灭性的程度。
而针对信息革命时代的军事变革，布特为我们讲述了皆由美军领导发起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人们曾一度认为以隐型轰炸机、电子化部队、精确制导导弹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武器是此次变革的最终走向。然而非常规军事手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上的成功说明，这一场变革的最终走向仍然处于未知状态，还有待于各国的进一步探索。
很显然，通过对这500多年的历史进程的考察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成功地进行军事变革，其回报是非常大的，例如1500年的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法国、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二十世纪的美国，她们都因成功地完成了军事变革而成为各自时代的强者。布特甚至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崛起，抛开对其1500年以后获得的军事领先地位不论，是无法做出圆满的解释的。
当然，布特这里所谓的军事变革并不仅仅单指技术创新，还指制度和文化的革新。他指出，成功的军事变革除了技术因素外，还需要适合它的人事制度、军事组织、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与之相配合；甚至可以说，后者的重要性还要超过前者，因为在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成功进行军事变革上，后者的决定性更为重要－－最好的例子是满清帝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进行、却获得不同结局的维新运动。
从此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解释何以布特会认为军事变革能对国家之兴衰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军事变革的影响力并非仅仅军事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比如火药革命使得军队越来越庞大，这促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一步一步集中起来，而工业革命时代战争对物资的巨大需要使得国家经济权力一步一步集中起来，正是这一切促成了传统政治模式的崩溃和现代平民政治的崛起。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的国家变得日益富强，而不适应这一历史趋势的国家自然就会逐渐衰落。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信息革命时代的新一轮军事变革。布特其实并不认为美国所进行的道路就是对的，伊拉克战场的困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时，他也不认为美国所进行的道路就是错的，毕竟，与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相比，美军无论是武器先进性还是作战能力上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而且还漂亮地打赢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大规模作战阶段）。布特的真正意思是，新一轮军事变革还远未结束，还需要针对新出现的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化。
比如伊拉克的局势就表明，恐怖组织所采取的非常规战争手段是可以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产生真正致命威胁的，但美国至今为止的军事变革对之却还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手中昂贵的高科技武器明显派不上用场，因此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整。布特甚至极端地认为，如今的局势证明，基地组织对信息时代的认知和适应能力明显要强于美军！
布特在书里给五角大楼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从“高科技至上主义”回转，加大对轻型武器、对传统作战方式等以前所忽略的领域的研究和投入，达到和高科技武器同等的投入；提高军费开支、扩大军队尤其是陆军和特种部队的规模；改变作战理论，尤其要加大对战后重建工作的研究等等。布特表示，只要美军做好这些战略调整，使得他们擅长的高科技武器和作战方式可以同普通武器和作战方式达到和谐的融合，那么，美军的这些高科技武器不但不会在目前让他们困窘的非常规战争中失去效用，相反能发挥更加出色的作用。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0期，3/21/2007
建立在信息技术（IT）基础上的新一轮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即RMA）一直是近三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军方关注的焦点。向来走在前沿的美国五角大楼自然是不例外，这几十年来投在IT领域的资金和进行的试验实在是难以计数，获得的成果也极为丰硕，军事上且不必言，在生活上已经深深刻入我们的时代，让我们一日不可离手的电脑及互联网之发展就与五角大楼的军事技术探索密不可分。
对军事变革的这份热衷并没有让美国失望，不但让她走出了越南战争留下的巨大阴影，打赢了与苏联的冷战，而且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诸多冷战后地区热战的成功，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坚信自己的军事变革之路是正确的。然而，随着以军事变革为己任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黯然离职，随着他领导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逐步陷入困境，人们开始对军事变革产生了怀疑。
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发展。历经军事变革之后的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的遭遇的确很让人沮丧：其顶尖技术和昂贵武器所支撑起来的战斗力称得上天下无敌，但此刻却大材小用，更别说“小用”竟不好用，在反恐、平乱和维持秩序方面，美军意外地面临兵员严重不足、疲于奔命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高科技武器面对藏身于平民之中的恐怖分子难有用武之地；以往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作战思想和作战理念在此亦是处处碰壁，步步难行。
难道这新一轮的军事变革会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进而要面临还没充分展开便要结束的战局吗？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五角大楼负责军事变革事务的顾问麦克斯·布特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美国当下进行的以“高科技至上主义”（technocentrism）和缩减军事人员为特征的军事变革只是新的探索中的一种，并非就是新一轮军事变革本身。实际上，新一轮的军事变革还在进行过程中，尚有多种多样的道路可探索和选择；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必须将军事变革进行下去，任何一个试图中止这一进程的国家势必会被历史所抛弃。
就象布特在他这本名为《战争带来革新》的著作中描述的那样，500多年的世界史表明，军事变革发生的时代通常意味着帝国兴衰替换的时代，因为一次军事变革的发生往往会使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那些不愿意进行变革或变革失败者的地位常常会被变革成功者超越和取代。
布特在书里提出，从1500年至今一共发生过四次军事变革，分别是：火药革命时期（gunpowder revolution）、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以步枪和铁路为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坦克和飞机为特征）时期和现今的信息技术革命时期的军事变革。
布特在论述每次军事革命时都讲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战争事例，以说明这些战争的变化所在，以及它们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比如，他在论述火药革命时期的军事变革时，讲述了英国惠灵顿（Wellington）将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的战争，该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全球海上霸主，但其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它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从此后战争杀伤力的空前增强。
针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军事变革，布特举了英国在苏丹的乌姆杜尔曼（Omdurman）战役和日俄战争为例，后者让日本在经过几十年的维新后从一个殖民地国家转变成为列强之一。此次变革的一个后果是殖民地的空前发展。针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军事变革，布特主要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场经典战争形式，即德国的闪电战（blitzkrieg）、珍珠港战役和美国对日本首都东京的轰炸。此次变革因为坦克和飞机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得战争真正达到了毁灭性的程度。
而针对信息革命时代的军事变革，布特为我们讲述了皆由美军领导发起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人们曾一度认为以隐型轰炸机、电子化部队、精确制导导弹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武器是此次变革的最终走向。然而非常规军事手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上的成功说明，这一场变革的最终走向仍然处于未知状态，还有待于各国的进一步探索。
很显然，通过对这500多年的历史进程的考察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成功地进行军事变革，其回报是非常大的，例如1500年的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法国、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二十世纪的美国，她们都因成功地完成了军事变革而成为各自时代的强者。布特甚至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崛起，抛开对其1500年以后获得的军事领先地位不论，是无法做出圆满的解释的。
当然，布特这里所谓的军事变革并不仅仅单指技术创新，还指制度和文化的革新。他指出，成功的军事变革除了技术因素外，还需要适合它的人事制度、军事组织、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与之相配合；甚至可以说，后者的重要性还要超过前者，因为在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成功进行军事变革上，后者的决定性更为重要－－最好的例子是满清帝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进行、却获得不同结局的维新运动。
从此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解释何以布特会认为军事变革能对国家之兴衰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军事变革的影响力并非仅仅军事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比如火药革命使得军队越来越庞大，这促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一步一步集中起来，而工业革命时代战争对物资的巨大需要使得国家经济权力一步一步集中起来，正是这一切促成了传统政治模式的崩溃和现代平民政治的崛起。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的国家变得日益富强，而不适应这一历史趋势的国家自然就会逐渐衰落。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信息革命时代的新一轮军事变革。布特其实并不认为美国所进行的道路就是对的，伊拉克战场的困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时，他也不认为美国所进行的道路就是错的，毕竟，与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相比，美军无论是武器先进性还是作战能力上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而且还漂亮地打赢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大规模作战阶段）。布特的真正意思是，新一轮军事变革还远未结束，还需要针对新出现的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化。
比如伊拉克的局势就表明，恐怖组织所采取的非常规战争手段是可以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产生真正致命威胁的，但美国至今为止的军事变革对之却还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手中昂贵的高科技武器明显派不上用场，因此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整。布特甚至极端地认为，如今的局势证明，基地组织对信息时代的认知和适应能力明显要强于美军！
布特在书里给五角大楼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从“高科技至上主义”回转，加大对轻型武器、对传统作战方式等以前所忽略的领域的研究和投入，达到和高科技武器同等的投入；提高军费开支、扩大军队尤其是陆军和特种部队的规模；改变作战理论，尤其要加大对战后重建工作的研究等等。布特表示，只要美军做好这些战略调整，使得他们擅长的高科技武器和作战方式可以同普通武器和作战方式达到和谐的融合，那么，美军的这些高科技武器不但不会在目前让他们困窘的非常规战争中失去效用，相反能发挥更加出色的作用。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0期，3/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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