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民族的团结是世界的希望？

《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Since 1900）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著，哈波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2007年2月6日出版，精装本752页，定价35美元。

在英语知识界，一直存在着一批英语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的宣扬者，他们大多信奉保守主义，认为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具有普世价值；相比其他模式，这种模式更适合现代世界。其证据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能保持长久的繁荣，并相继主导世界进程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而且这种局势迄今仍没有改变的迹象。因是之故，他们认为所有的英语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为保卫、甚至推广这种文化而努力，为此可以不惜任何的代价。
这里所谓的英语民族国家指的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及后来的共同反击法西斯的作战经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属于这种观点的先驱：作为学者，他的名著《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被后世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宣扬者们奉为经典；而作为政治家和践行者，他与罗斯福总统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推动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美英特殊关系和英语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协助，他们所创下的典范为后世创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一书以英国历史为中心，讲述了英语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和强大历程，其中既对英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发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时也介绍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诞生过程以及她们与英国的关系。遗憾的是，该书只讲述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为止。
但丘吉尔的讲述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用自己的实践来作为对此后历史的讲述：他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经历了冷战等重要的阶段，其成果是两部史诗性的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如今则更有他的景仰者，写过《卓越的丘吉尔团队》（Eminent Churchillians, 1994年出版）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接过他的话题，从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大英帝国开始日渐衰落，年轻的美国已经逐步崛起的年份－－开始，讲述在那以后的英语民族史－－在此期间，丘吉尔本身是最关键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之一。
1901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国家的经历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此前是她们的诞生和发展期，而此后的历史，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相续出现了几次全球性的危机，使得她们不得不在生死关头结成联盟，共同应对敌人。因此，很自然地，《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与丘吉尔著作主要讲英语民族的成长不同，把叙述重点放在了她们的共同作战史上－－其中最为主要的有四次，依次是一战、二战、冷战，以及当前这场还在进行当中的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战争。
罗伯茨认为，这四场战争对英语民族而言都是非生即死的残酷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英语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等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动力。的确，这些国家在几次战争中生死与共的决心和友情是让人感动的。比如，在一战期间（1914-1918年），当时只有5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竟然向欧洲战场派出了30万士兵，其中6万人战死沙场；而人口才100多万的新西兰更是派出了总人口11%的作战队伍！加拿大也丝毫不逊色于她们，她以800万的人口，派出了60万人的军队赶赴前线，与其他的英语民族国家一起并肩共战。
英语民族认同的形成不仅对其本身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对世界的和平而言也一样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因为：一者，在上述四场战争中正义的一方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英语民族国家作为中坚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自不待言；二者，正是英语民族认同和美英特殊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大国权力交接（英交美接）才能得以和平、顺利地完成，大英帝国才能在失去掌握了近200年的霸主地位后，虽然心里也不免会有些许的失落和哀伤，但终归没有心生怨恨，反而感到非常的自豪。
罗伯茨这样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宣扬者们甚至认为，英语民族的崛起对于世界的进步而言亦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如同本文开首所说的，在他们看来，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现代国家想要健康、繁荣发展，人类想要自由、和平生活的迄今为止最为不坏的选择；英国和美国能够在几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主导，并且先后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强敌，这既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优越的证明，同时也为该模式在全世界的推广铺垫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罗伯茨他们提出了诸如“英国殖民主义功大于过”－－因为传播和推广了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模式－－以及“以武力手段推广民主是正义的，也是可行的”之类的，在现今的主流历史学看来属于“政治不正确”的修正主义观点。众所周知，自1960年代以来，经过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反殖民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所谓“殖民主义是西方的罪恶行径”已经成为主流史学中根深蒂固到不能去碰的原则之一了。
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发动的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首的全球反恐战争被罗伯茨在《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一书中归入决定西方尤其是英语民族生死存亡的四场战争中的最后一场。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目前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情况已经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国际社会对之大多不予认可，就连那些在上三次战争中并肩作战的英语民族国家在舆论的压力下也不敢和美国站得太近。更糟糕的是，在伊拉克局势迟迟得不到改善，美军伤亡又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人自己也开始动摇了。
罗伯茨因此在书里呼吁，所有的英语国家一定要团结一致，和在上三次战争那样，携手共对敌人，因为这是她们的生死存亡关头。罗伯茨认为，只要英语国家肩并肩站在一起，她们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历史也就能有一个好的结局，相反，人类文明就会陷入危机，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注：关于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可参阅2005年第3期《华盛顿观察》所载笔者关于盎格鲁势力范围学会（The Anglosphere Institute）创建者詹姆士·班尼特（James C. Bennett）的《盎格鲁势力范围的挑战：为什么英语国家将在21世纪独领风骚》（The Anglo sphere Challenge: Why th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Will Lead the Wa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的介绍，以及2006年第46期本刊所载笔者的《欧洲患了“宽容”病？》一文。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9期，5/30/2007

当今世界政治宛如莎翁悲剧

【美国《洛杉矶时报》5月21日文章】题：宛如莎翁悲剧的世界(作者：尼尔·弗格森)
人类生活中最戏剧化的领域莫过于政治。而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几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名曰《乔治王的悲剧》。从目前横陈舞台的尸体数量来看，我们似乎接近第五幕的尾声。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政治悲剧《哈姆雷特》、《裘力斯·凯撒》，《李尔王》和《麦克白》在行将结束时，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会倒地而死。《乔治王的悲剧》也不例外。
在这个舞台上，最新倒下的“尸体”是沃尔福威茨，他上周终于宣布将辞去世界银行行长之职。另一个中心人物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政治上等同于服下了慢性毒药。最强有力地支持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政坛人物已相继被赶下台。
这出乔治王的悲剧中，错误在于未能认清9·11事件后反恐战争中真正的敌人。劫机者来自沙特、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劫机阴谋的主要设计师本·拉丹就是沙特人。这些国家与布什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邪恶轴心”(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相去甚远。布什在9·11事件刚发生后把阿富汗确定为打击目标，这是正确的，因为塔利班政权在为“基地”组织领导层提供庇护。但推翻萨达姆的决定却是历史上最不合逻辑的推理之一。
全球反恐战争中真正的敌人不是“邪恶轴心”，而是“盟国轴心”。当前，最有可能制造另一起9·11事件的国家不是伊朗，更不是朝鲜，而多年来被视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继以色列之后)最可靠盟友的国家：沙特(几乎肯定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最大的经费来源)和巴基斯坦(绝对是他们采购核武器的一站式商店)。
简而言之，这个故事有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在大幕落下之前，至少还需要一个场景来决定除乔治王本人之外依然站在舞台上的三个关键人物的命运。
第一个场景在以色列。自从黎巴嫩战争失败以来，总理奥尔默特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他仍然抓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不放，但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是关键：如果内塔尼亚胡重新执政，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在50%以上。
第二个场景在沙特。在这里关键人物是班达尔·苏丹亲王，他当年作为沙特驻美大使，是入侵伊拉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自2005年10月以来他在利雅得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据说他正为发动另一次袭击大力展开游说：这一次是袭击伊朗。
第三个场景：向东移到巴基斯坦。在这里，总统穆沙拉夫的命运悬而未决。军事独裁统治持续8年之后，巴基斯坦的民主势力正在活动。但这其中包括名为“联合行动阵线”的伊斯兰联盟。
你以为这出戏即将结束，但第五幕才刚刚开始。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战争若隐若现，而巴基斯坦又处在政治剧变的边缘，其结果很可能是伊斯兰主义者上台——最糟的流血事件还在后面。(参考消息)

范春安：一名影响了越战进程的间谍

《完美间谍：时代周刊记者和越共间谍范春安难以置信的双重生活》（Perfect Spy: The Incredible Double Life of Pham Xuan An, Time Magazine Reporter & Vietnamese Communist Agent）拉里·伯尔曼（Larry Berman）著，科林斯出版社（Collins）2007年4月24日出版，精装本336页，定价25.95美元。

今年第三期的《华盛顿观察》周刊曾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历史修正主义著作：出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U.S. Marine Corps University）副教授马克·莫亚（Mark Moyar）之手的《被丢弃的胜利：越南战争（1954-1965年）》。这部作品认为，越战并非如后世所想的那样，似乎是命中注定会失败的，而是美国的一系列错误决策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失误之一就是听任反战运动的兴起、壮大，乃至最后肆虐。而在此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就是曾先后为路透社和《时代》周刊工作过的越南人范春安（Pham Xuan An），此人后来被证实是越共派来影响和操纵美国媒体的间谍。
范春安在当时的南越称得上是个能呼风唤雨的名人，用越战史学家拉里·伯尔曼在为其写的传记《完美间谍》中的话说就是，“他几乎熟识在西贡的每一个人”。被莫亚认为直接影响了民意走向的新闻界名人大卫·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和尼尔·希恩（Neil Sheehan），后来成为中情局局长的威廉·柯比（William Colby），富有传奇色彩的爱德华·兰斯代尔上尉（Colonel Edward Lansdale），以及几乎所有南越军政界具有影响的人，都与范春安有过密切的来往。
凭借着他在美国接受的新闻学习和从业经验，优秀的英语，入木三分的卓越分析和推理能力，以及那“三寸不烂之舌”，范春安在这些当时南越的主宰者们中间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成为美国和南越双方都倚重的大红人。伯尔曼在书里透露，范春安根本无需象别的间谍那样耍尽手段、费尽心机地去偷窃情报，各种各样的重要材料常常主动地被送到他的手上，请他润色、指点。
也难怪范春安在越共取得胜利后会被晋升为将军－－在越共政权中以间谍事业而成为将军的只有两人。凭借这些丰富的情报，再加上他卓越的分析和推理能力，范春安给越共提供的情报对其军事行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战争的初期，越共在南越的情报网还不完善的时候，范春安准确而精辟的情报对于越共而言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张王牌。伯尔曼在传记里这样描写道：武元甲将军对此甚为高兴，他开玩笑说，“我们现在就像身处美军的指挥室里一般。”
但范春安的作用并不仅仅表现在情报意义上。正如莫亚在《被丢弃的胜利》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范春安作为为《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撰写报道的大卫·霍伯斯坦和尼尔·希恩等美国记者的主要新闻来源，在美国民众对越战的态度变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要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民意支持的缺乏，即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战争意志的丧失－－这对一场战争而言往往是最为致命的。
范春安的间谍身份在他活跃在西贡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被揭穿，一直到越共胜利后对他论功行赏时才大白天下。奇怪的是，根据伯尔曼的这本传记描述，即使在得知了范春安的真实身份后，他往日的那些朋友也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仇恨或埋怨情绪，相反，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还和以前一样的“来往”着－－这里的“来往”主要是指精神上的，因为他往日的朋友在越战后大多离开了越南，而他也在自己的国家获胜后开始被限制自由行动了。伯尔曼这样写道，“我采访过100名认识范春安的人，99人仍然还喜爱着他，这其中就包括大卫·霍伯斯坦和尼尔·希恩。”
对此，伯尔曼是这样解释的，多年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和南越自由主义知识圈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范春安从骨子里已经自由主义、或者说美国化了，他和他在西贡的朋友圈的交往从本质上是真诚的，他在这个圈子里的生活是真正愉快的－－虽然间谍身份可能会不时地给他带来阴影－－因此，虽然他仍然因为少年时代形成的民族主义理想而为越共工作，与他的朋友们各为其主，为此甚至还利用他们获取情报，但却并没有影响他和他们之间的私谊。而且范春安曾十分肯定地对伯尔曼说，他没有做过任何出卖美国的事，没有一个美国朋友曾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使个人利益受到伤害。
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理想指的是范春安少年时代参加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越南独立革命（Viet Minh revolution），他参加革命纯粹是出于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并非为了金钱或荣誉。后来范春安被越共选中，替他伪造了一份假身份和身世，送到美国加州，在橙县海岸社区学院（Orange Coast College）学习新闻，毕业后他还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工作了一段时间。
据伯尔曼的传记记载，范春安非常怀念在加州的这段时光。范春安和伯尔曼第一次交谈就是因为他听说伯尔曼在加州大学任教。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曾在那里生活过，我在那里的橙县海岸学院上过大学。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美国以及后来在西贡生活的几十年自由自在的时光的确让范春安念念不忘，以至于后来在被软禁、限制出国后，在解放后被改称为胡志明市的西贡街头，范春安经常在往日里和他的外国记者和军政界朋友们经常光顾的俱乐部和酒吧里留恋徘徊，打发时光，虽然每次回去后他都得向组织交代自己的一举一动。
范春安向伯尔曼说，虽然他的党组织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勋，但总是不放心他，因为他们觉得他和他的美国和南越朋友们走得太近了，他们甚至怀疑他是名三重间谍。有趣的是，对于这一点伯尔曼也不敢肯定，因为他也不敢确定范春安是否告诉了他所有的事，他说，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这位卓越的间谍的最后一个利用对象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觉得他的行事风格和生活做派与自己格格不入。
2001年的一天晚上，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里，伯尔曼相识了范春安。在经过了上述的一番对话之后，后者或者觉得重新找到了昔日的感觉，在当晚的交谈之后，仍然觉得意犹未尽，主动约伯尔曼第二天再晤－－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5年多的交往。
伯尔曼当时正在撰写《没有和平就没有荣誉：尼克松、基辛格和越南的出卖》（No Peace, No Honor: Nixon, Kissinger and Betrayal in Viet Nam）一书，能碰上范春安这样一名亲历者让他喜出望外。等完成了该书后，伯尔曼一度提出想为范春安写一部英文传记，但被他委婉地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公开这些往事会伤害到他的朋友和他们的后代。直到2003年，范春安被查出患了肺气肿，将不久于人世，伯尔曼重提旧事，他才松了口，答应下来。到2005年范春安更是授权伯尔曼作为他的英文版传记的官方作者，但仍然要求在涉及有关当事人时不许采用真名。
患病之后的范春安并没有象医生说的那样，“很快”地辞世，一直到了2006年9月，即《完美间谍》一书出版前一年，才离开这个世界，享年79岁，可谓最为长寿、最为成功的间谍。当然，也得承认，范春安的这种在革命年代异常活跃，待到革命成功后却郁郁寡欢的经历却并不为其独有，而是许多经历过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一种心路历程。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8期，5/23/2007

传说中的媒体偏见2：有关沃尔福威茨案的报道

传说中的媒体偏见：关于“特工门”的报道

对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案的报道，这是（见：沃尔福威茨因何黯然下台）我在中文媒体里见到一唯一一篇提到案情另一面的文章，其它的一无例外地只说沃氏利用职权为其女友提薪、且高到比国务卿还高的地步一事。这也难怪，西方包括美国自己的所谓主流媒体也大多只提这个。
而这篇文章却提到了“为丽扎提薪是（沃氏）基于世行伦理委员会的建议做出的”，虽然这句话的只是文章在描述沃氏一方的辩护时引述的沃氏自己的话，但相比其它新闻根本不引沃氏方面的说法而言已是大大的不同了。
下面不妨在此引用一些来自保守派的说法。首先是关于“沃氏利用职权为其女友提薪”：

Wolfowitz-Riza事件是由世界银行内部对Wolfowitz不满的人炮制的、由欧盟一些恬不知耻的政客忽悠的、由美国以及欧洲媒体煽风点火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丑闻”。
从现在世界银行公布的材料看，在2005年6月2日——也就是Wolfowitz接受提名的第二天——世界银行副总裁Danino给Wolfowitz律师的信中就提及，Wolfowitz已通过律师向世界银行表明，他和世界银行员工Riza（出生于利比亚）有已存在（pre-existing）的（恋爱）关系（两人都是单身，但是有过婚姻，并有孩子），Wolfowitz要求世行评估并解决这一问题。
经过世界银行伦理委员会的裁决，Riza必须离开当时的职位，才能避免工作中出现利益冲突。但是Riza当时已经在晋升名单上，作为补偿，伦理委员会在2005年7月22日决定将Riza转至不受世界银行总裁管辖的其他职位并予以加薪。并且，伦理委员会主席Melkert（荷兰政客）写信给Wolfowitz，由于伦理委员会不能直接任命和调动员工，请Wolfowitz（作为总裁）尽快执行这一决定。之后Melkert还写信给 Wolfowitz，对他公开、有建设性的姿态表示感谢。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经由不知名人士的举报和媒体的煽风点火，成了Wolfowitz利用职权为女友Riza谋取提职和加薪的丑闻。有趣的是，欧盟的一些官员恬不知耻地加入煽风点火的行列，要求Wolfowitz引咎辞职，连那位已经调任联合国的荷兰政客Melkert——亲自参与伦理委员会当年决策的人——也三缄其口，明哲保身。
说欧盟官员“恬不知耻”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借助此事行政治斗争，还因为对于曾经发生在欧盟高官身上的真正的丑闻，他们的态度大相径庭。
根据Bret Stephens写的一篇评论《双丑记》，欧委会副主席Günter Verheugen（德国政客，社会民主党党员，已婚）给女同事Petra Erler加薪提职（顺便说一下，欧盟或者世界银行的薪水都是免税的），有趣的是，虽然Erler女士并非Verheugen的妻子，他们却被发现双双出现在立陶宛一个裸体海滩上——当时副主席先生全身仅有一个帽子。
欧盟对此的反应是什么？对于这种明确的腐败丑闻，Verheugen先生拒不承认，表示这纯属诽谤，而欧委会主席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则表示他完全信任Verheugen。
这种做派和Wolfowitz在任职前主动要求世界银行评估自己和同事已经存在的关系以及完全按照伦理委员会裁决行事实在差别太大。Verheugen先生做了错事却觉得自己没什么错误，相反Wolfowitz却在媒体压力下不得不道歉——尽管他没什么要道歉的。
和当年日本的明石康当不上联合国秘书长一样，敢于在联合国、世界银行这种腐败的国际机构里面掀起廉政风暴的，总会有黑砖伺候。

然后是关于“丽扎的薪水比国务卿高”的说法：

却说Wolfowitz听取了世行道德委员会给他的女友Riza晋升的提议，安排把Riza的薪水由13万上涨到18万多。世行的员工声称这是太过分了，是滥用职权，使令人愤怒的，因为Riza的薪水竟然和比美国国务卿Rice还要高一万美元！
事实是，世行的10000名雇员中，竟然至少有1396名员工的薪水比美国国务卿的要高！还有更加令人吃惊的，美国国务卿的收入是要缴纳大量的个人所得税的。而世行员工的收入，要么是完全免税的（针对非美国人），要么，他们的高额所得税是由世行全额“报销”的！换句话说，假如某美国员工的薪水是18万美元，和国务卿一样，世行实际付出的钞票，可能要远高于30万美元。
按照税后实际收入计算，世行员工收入超过美国国务卿的，绝不止1396人。要多得出好几倍来。例如Riza在晋升以前，是属于G级员工（高级专业人员）。按照世行的标准，所有的G级员工的平均收入在12万美元。这样的实际薪水，就已经要超过国务卿的税后实际收入。而比G级更高的一级，H级，就是Riza被提升的那一级，平均收入在17万美元左右。这一级的最高收入高达23万美元。据统计，有17%的员工是属于H级的。
还有更多的好处呢： 世行员工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铁饭碗，准确地说，是永远不愁的金饭碗。世行员工子女的教育费用，世行负责报销。这又是一大笔实际收入。世行员工的其他福利好处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Riza的新工资水平是太高了吗？按照上面介绍的世行薪资标准，一点也不高。首先，Riza在此之前，就已经是世行可能的晋升清单里面的一员。其次，道德委员会提议说，因为违背她本人意愿，强迫她离开世行，应给给Riza晋升，作为补偿。最后，既然要晋升一级到H级，Riza的薪资就一定要达到17万至23万。最后给她定的18万，一点也不离谱。
在不了解世行给员工的超豪华待遇以前，一般人，包括笔者在内，都会觉得18万美元的税后收入的确是高得离谱。但是，上面这些事实，对于世行的员工来说，都不是什么迷雾。那么，他们的所谓“愤怒”是哪里来的呢？他们的愤怒，恐怕恰恰是从Wolfowitz要进行的世行改革来的。（作者:今日评论员）

以上两篇材料均来自“保守派网”。

我的2007书单（3）

前天在当当网下的定单，今天上午收到。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华夏出版社2007年增订本
刘小枫《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1-1出版
《杂记赵家》新世纪万有文库
《燕都览古诗话》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孟晖《花间十六声》 三联书店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上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

我的2007书单（1）
我的2007书单（2）

前中情局长特内特令人期待的回忆录

《身处风暴中心：我在中央情报局的岁月》（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 My Years at the CIA）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著，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2007年4月30日出版，精装本576页，定价30美元。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特内特终于推出他的回忆录了。这是许多人期待了很久的一本书。因为特内特的回忆录不仅能给予人们来自他本人的对关于他前两年很轰动的“绝对没问题”（slam dunk）之说的大众质疑的回应，更重要的是，围绕着9·11恐怖袭击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情报问题，世人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特内特作为1997年至2004年间的中情局局长，他的回忆录对这些疑案即使不能给出一个权威的定论，至少也可以提供一份来自最重要亲历者的第一手描述。此为本书之所以受到美国各界关注的原因所在。
所谓“绝对没问题”之说最早在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进攻计划》（Plan of Attack，详见笔者于2004年5月26日本刊所做的新书介绍）一书中被披露，其始末如下：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布什询问特内特，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否可靠？结果特内特回答了那句著名的“绝对没问题”（slam dunk，篮球中的大灌篮，意指没问题）！
这句铿锵有力的话据说被布什政府用作为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重要证据之一，因此在后来－－美国在伊拉克的情况逐步艰难起来的时候－－被披露后，特内特立即被推向了风暴中心。因为后来的调查证明，所谓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不确切的，这让很多美国人对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产生了一种荒谬的感觉。
特内特后来对此事也曾做过好几次回应，但大多含糊其辞，难以让人信服。此次他在回忆录中关于此事的解释是，布什政府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其目的在于推诿责任。特内特说，他当时说“绝对没问题”其实指的是要为发动战争提供一些理由和借口轻而易举，而并非说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情报本身“绝对没问题”。
或许是特内特“为保住职位不惜曲解事实以讨好上司”－－为了迎合克林顿的和平主义，一味挑选好的情报汇报，而为迎合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又光挑坏的情报汇报－－的官僚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他此次的解释仍然没有能让人们信服。包括伍德沃德在内的众多评论家都认为，特内特此书推委责任的成分大于回忆史实；他太急切于为自己辩护，以至于牺牲了作品的可信度。在这种情况下，特内特为《身处风暴中心：我在中央情报局的岁月》一书进行的推广之旅（book tour）简直成为了一种折磨，因为他要不停地接受媒体对他的质疑和挑刺。
的确，也难怪伍德沃德他们会如此看他。假如特内特当初真的有心要说明事情的真相，他的机会多的是。别的不去说，他在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于2003年2月5日去联合国做演讲－－那是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外交行动，提到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时，为什么不反对呢？他当时可是就坐在鲍威尔的身后。
当然不会的，因为鲍威尔报告中的情报根本就是由他负责提供的！最为致命的一点是，特内特既然象他书中说的那样，如此窝囊地被布什政府利用，他为什么不辞职呢？他要真这样干了，很可能就可以阻止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要知道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及世界安全造成威胁，那他现在的形象就完全会变成另外一番面貌了。事情恰恰相反，他倒是一直干了下去，而且乐此不疲。即使到了最后不得不辞职了，却又高兴地去接受了布什授予他的明显是作为补偿的总统自由奖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身处风暴中心》一书让伍德沃德他们得出特内特此书“推委责任的成分大于回忆史实”印象的例子还有太多。比如书里郑重提及的关于9·11袭击的情报问题，特内特说他早在此前两个月便已经得到情报，并且迅速将之报告了白宫，告诉了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因此9·11事件发生的责任不在他，而在布什政府。问题在于，既然他天天都可以见到布什－－按例中情局长需每天向总统汇报重要情报，又为什么不直接向布什报告如此重要的情报，反倒是坚持－－这是特内特在书里着重说明的－－提出要求与赖斯见面呢？
再比如，特内特在书里说，9·11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去白宫的时候碰上了新保守派干将、被称为“黑暗王子”的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后者宣称“伊拉克必须为昨天的事情付出代价”。但实际上那天珀尔根本不在华盛顿，而在巴黎！
不过，虽然如此，作为先后经历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在任长达七年之久的中情局长，特内特的回忆录仍然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因为从他的书里，人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富有传奇性的机构在这几大于短时间内连续发生的、美国自冷战后遭遇到的最主要的挑战面前，是如何运作的，是如何帮助美国度过危机的。尤其是在刚刚经历了9·11袭击，大多数美国人还处于惊魂不定的时候，特内特领导下的中情局迅速反击，向基地组织宣战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且在此后的阿富汗战争中表现卓越，为美军获胜立下汗马功劳，这个机构的名声也因此一时之间如日中天。
除此之外，中情局在此期间还取得了象挖出巴基斯坦核武器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Q. Khan）的核扩散秘密网络，以及成功说服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虽然更为细小但却深具影响的胜利。只是随着美军后来在伊拉克战场逐步陷入困境，关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的真伪性以及关于这场战争值不值得打等一系列问题的浮现并趋热，中情局的声誉才逐渐下滑，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信任度也随之下降。或许，特内特的回忆录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机构在这段不平凡的时期里在所经历的成败和起伏之后的内情。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7期，5/16/2007

日本为何能重新崛起？

《日本崛起：日本实力和意志的复苏》（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肯尼思·派尔（Kenneth B. Pyle）著，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2007年1月29日出版，精装本420页，定价29.95美元。

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以及与此相对照的日本的长期萧条和沉寂，后者昔日在亚洲乃至全球辉煌的地位似乎正在被前者所取代。全世界的目光现在都开始转向中国，谈论中国和中国因素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各国的政要、企业大亨和记者们纷纷绕过东京，涌入北京；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美中关系将决定这个星球的未来”之类的赞誉之语泛滥于各个政要的言辞和各大媒体的报道之中。
在此全球“中国热”空前高涨之时，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新著《日本崛起》中提出，当前的日本已经重拾自信，正在重新崛起；日本的归来将使其在新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应该改变那种只重视中国的战略，应转而重新梳理美日同盟关系，因为日本的再度崛起，对美国和亚洲安全而言是件好的事情。
派尔这里所说的“重新崛起”，不仅仅是指经济状况和国家实力复苏意义上的，而是全面的、全新的，包括战略理念的更新，包括欲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有所作为”的意志和目标之复苏等等。派尔在书里这样写道：在坚守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后，日本开始准备让自己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名主要角色。
派尔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战略文化入手，解释其之所以能从一个备受列强欺辱的封建落后国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缘由，以及何以在当前局势下能够实现重新崛起的原因所在。
他认为，日本之能崛起，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战略文化方面的原因，即日本的精英分子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强国意识，以及为实现此目的，善于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的战略文化取向。在派尔看来，这是一种尽量“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成果”的战略文化。
从早先在美国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Perry）的“黑船舰队”（black ships）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门户，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进而提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再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到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派尔认为，日本的这“两度失败，又两度迅速崛起”的经历正是将他们这种“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成果”的战略文化发挥到了极至的结果。
派尔在书里这样写道，在“富国、强兵”（rich nation, strong army）的旗帜下，明治时代的日本精英们开始狂热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1860年的时候，日本军队还只拥有刀、枪、剑等冷兵器装备，到了1940年代，他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制造和装配包括一些在当时处于最先进的战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现代化武器了。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能力，日本才能凭借自己占全球GDP约2.6%到3.8%之间的国力，取得一度控制了几乎整个东半球的卓越地位。而到了二战之后，日本被迫接受自己作为被一个占领国以及生存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实，但顽强的日本精英们仍然相信，他们可以设法做到使自己在保持民族核心价值不变的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变革，这样，即使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日本依旧能够重新获得成功。
派尔写道，日本战后主要战略设计师吉田茂首相相信，日本战前的战略失误在于没有充分注重大国关系，错误利用了国家力量，因此他促使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并制定了专注经济重建、不再重整军备的战略，即便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悔在由美国主导的1947年日本宪法中加入第九条和平条款时，这一战略也没有发生改变。派尔指出，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精英们显然认为，“和平主义”在当时是保证日本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手段。历史证明，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日本再度获得了成功。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日本的精英们再次被迫调整和变革自己以适应新的国际秩序。派尔指出，经过了50多年的经济增长后，日本已经拥有了在国际事务上积极主动出击的资本，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多数日本精英仍然觉得他们应该恪守和平主义战略，以及前财长神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所说的日本经济已经“超越资本主义”信条。
这一战略失误的结果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上因为在海湾战争中的消极无为而被冷淡，以及经济上的从199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开始的长达10多年的萧条，以至于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张，朝鲜发出的傲慢挑衅，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之策。
然而，正如派尔深信的那样，强国意识向来非常强烈，并擅长调整自己、适应新国际局势的日本精英们，是不会甘于一直沉沦下去的。果然，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这两个出生于吉田茂主义反对者家族的人上台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们给已经沉寂10余年之久的日本带来新的自信和方向。
小泉首相“反叛了”所属政党自民党的传统政策，对各项阻碍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机构和机制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从而使日本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他还不顾国内外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将日本自卫队派往伊拉克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而安倍首相自2006年9月上台以来，更是雷厉风行，先将日本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后又宣布准备对第九条和平条款进行修改！
小泉和安倍的新战略得到了包括吉田茂的孙子麻生太郎在内的渴望新方向的人的广泛支持。麻生目前正在安倍政府内担任外相一职。但他们的这一系列行动常常被外界观察家们解读为民族主义抬头甚或重整军备之举，而在派尔看来，这样的解读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象，要挖掘这一系列行动之后的根源所在，就需要从他所说的日本独特的战略文化着手，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才可以明了日本出现当前走向的必然性。
在做出了日本必将重新崛起的结论之后，派尔进而警告那些认为亚洲乃至全球的未来将由美中双边关系决定的人：再度归来的日本必然会积极谋求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华盛顿必须重新将东京视为最主要的战略考虑对象；与此同时，美国应该重新梳理美日同盟关系，给予日本更大的自主权，在处理美中关系时更大程度地考虑日本的利益，否则的话必将损及亚洲乃至全球的安全。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16期，5/9/2007

在2007年北京春季书市上买的书——我的2007书单（2）

5月6日，抽空去了一趟地坛书市，但很遗憾，实在没有了以往那种几乎每一个摊位都要细细逛上一逛、翻上一翻的精力，只是去找到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摊位，仔细看上一看。可惜，由于近两年来兴趣的转变，没在中华和商务买上想要的书。以下几本都是在三联买的——它们也就是我此行的全部收获了。真觉得有些没意思，大老远地去了，才买了这么几本书。
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
《八十年代：访谈录》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
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逯耀东《寒夜客来》

而在此之前——忘记了是5月4号还是3号——还跑了一趟玉泉路花鸟市场，那是我前两年常去的一个旧书市场，结果发现它已经被改为建材市场！真是世事如梦啊。。。大约是因为那一带如今房产火热，卖旧书不如卖建材好赚钱吧。该处的标志性项目远洋山水直接将房价从2004年的4000左右，涨到了如今的近10000！
反复思量那些往日的旧书贩会移往何处。最后想起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北方旧货市场”的地方，里面也有一些旧书卖，应该去那儿了吧？
结果还真是如此。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里不再是旧日那种简陋样子了，已经被改建成一个有些复古模样、气派大得多的古玩市场了，大约是想向潘家院竞争吧？可惜到底是“新贵”，也没什么人，进去后冷冷清清的，让人感到有些凄惨。
书摊倒是蛮多，只是很少能看到好书，我一开始还一处处细看，到后来也没兴趣了，大多一顾就过去了。在其中一个摊位发现几本好书，但贵得吓人，平装本的中国古代地图集40元一本，《一氓书跋》更是卖到了60元。我只好急急遁去。
结果一无所获就离开了，心里说不出的沮丧，因为进了一个旧书市场，却空手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这就是我五一期间的买书经历，没意思的很。原本还想大干一场的。听说劳动人民文化宫今年五一也举办书市，不过没能有空去看看。

我的2007书单（1）